文艺批评 | 黄锐杰：“湘西”背后的“民族”与“国家” ——由近三十年沈从文研究的流变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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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三十年的沈从文研究基本在“地方-民族/国家”、“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展开。最近十年，沈从文研究中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向在于上述二项对立中的后项开始更多地出现在了研究者的视野中，许多研究者开始更多地注意到沈从文“牧歌”图景中的“现代”与“国家”问题。在这一问题视域下，本文作者注意到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核心的一环：苗区。早期的沈从文特别喜欢在小说中描绘苗民的形象。1930年代之后，在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中，苗族则已经消失在“中华民族”中。沈从文写作的这一变化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密切相关，《边城》等一系列作品，可以视作对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的回应。

本文原刊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本公号推送为作者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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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锐杰

“湘西”背后的“民族”与“国家”

——由近三十年沈从文研究的流变谈起

《沈从文研究资料》的主编之一刘洪涛曾在该书编者前言中简单勾勒过沈从文研究史。1949年以前，“沈从文这样的现代作家并未成为自觉的学术研究对象”。之后三十年，沈从文研究陷入“沉寂”，仅海外汉学“薪火不灭”。1980年代以来，沈从文研究重新焕发生机，“大规模展开”，“成就斐然”。[①]

准确来说，沈从文研究一跃而为“显学”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就“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建制而言，1980年代是一个发现的时代。研究者不满于与革命史学一脉相承的“当代文学”模式，开始探索一幅别样的现代文学地图。正是在这个时候，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学（更准确地说是“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在建国后按“当代文学”模式建构的新文学史）之间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将沈从文推上了文学研究的前沿。

仔细辨析地话，不难看出近三十年的沈从文研究大体上在以下这些二元对立中展开：地方-民族/国家（共时性的政治结构）、传统/现代（暗含进化史观的时间序列，通常转喻为乡村/都市）。各种阐释模式几乎都可以排列在由这些二元对立组成的坐标系中。可以说，这一坐标系构成了沈从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在1980年代最初的沈从文研究中，研究者们多强调这一组二元对立的前项，即研究者们更多看到的是沈从文“保守”的一面。正是在“保守”的一面中，研究者们看到了沈从文与新文学构造的“现代”不同的面相。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重新发现”许多时候会呈现为将沈从文纳入“五四”新文学的努力——其基本策略一是发掘沈从文身上与“五四”新文学相契合的地方，二是进一步拓宽“五四”新文学的内涵与外延。这一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做法可以视作新时期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模式之间延续性的体现。然而，不管这种将沈从文“偷渡”进“五四”新文学的做法本身有多“真诚”，都掩盖不了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格格不入”，而正是这种“格格不入”在最开始的时候吸引着1980年代的研究者。[②]在同一时期，海外汉学大量涌入中国。与这一时段的中国沈从文研究类似，海外汉学中的沈从文研究同样强调沈从文“保守”的一面。不过和中国的研究者不同，海外汉学更多将侧重点放在地方-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上，而非中国学者更喜欢用的“传统/现代”模式。如此一来，其间便存在着“解构”中国的危险。[③]

一方面可能出于对西方汉学“解构”中国这一危险的警惕，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不再满足于无涉政治的沈从文形象（沈从文这一形象典型地体现在众多学者对《边城》“牧歌”形象的挖掘上），在1990年代的“去政治化”进程过后，近十多年来沈从文研究中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向在于上述二项对立中的后项开始更多地出现在了研究者的视野中。换言之，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沈从文“牧歌”图景中的“现代”（内在地将“国家”的问题域囊括在内）问题。必须说明的是，与前述将沈从文纳入“五四”新文学脉络的做法不同，这一转向更注意的是沈从文的“现代”愿景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差异性。换言之，在沈从文的“传统”面相中，有着对“现代”（既是沈从文当时处身其间的“现代”，也是之后通过革命史学建构的“现代”）的反省，甚至可能开出新的“现代”面相。

关于这点，吴晓东在2003年即指出：

以往的研究者（譬如美国学者金介甫）有可能过度地强调了沈从文的少数民族立场，过度强调了沈从文的“力争湘西自治”的政治理想，可能是把西方语境中对中国地方性以及差异性问题的关注过多地带入了沈从文研究。尽管在沈从文那里，对湘西自治的主张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之间可能没有矛盾，但是研究者们过于强调其自治理想这一维度，则可能会忽略沈从文对于民族国家在心理和情感意义上的认同的一面。[④]

与此类似，在出版于2005年的《沈从文小说新论》中，刘洪涛通过研究沈从文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和地方问题，为我们刻画了1933年之后沈从文走向“国家认同”的转变过程：苗族最终转化为“中华民族”，地方成了重造民族国家的重要资源。[⑤]需要指出的是，吴晓东和刘洪涛都认为，沈从文的这种“认同”是一种反省式、建构性的认同，内在地容纳着对各种“现代”模式的批判。

即使在更强调沈从文“保守”面相的张新颖处，这一“保守”也具有了“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语出《<边城>题记》）的用心。早在写作《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与《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之前，在2012年一篇题为《沈从文与20世纪》的短文中，张新颖便认为，沈从文从来不缺现实关怀，他恰恰特别强调贴近日常生活的经验。这一特质源自“古民白心”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堕落的当下只可能在“边城”这种“地方”中存在，正是在这一传统中沈从文找到了与“五四”新文学“人的世界”不同的容纳了“天地”的世界。正因为此，沈从文能促使我们反思整个20世纪——“沈从文所要维护的不是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而是现代以及现代以后的将来也应该存在的东西”。[⑥]

在海外汉学中，同样存在这一研究转向。通过研究沈从文小说中的“抒情性”，王德威指出，这一抒情性既非传统的，亦与“五四”新文学不同（通过引用普实克，他指出“五四”新文学的抒情性与传统的纠葛更深），而是一种指向语言自身的“反讽”，由此沈从文可以“自由表达”对现实的构想。这种抒情性带来了造就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的可能。甚至可以说，“五四”新文学没有完成的事业（“人性”的事业）由沈从文以“最微妙的方式”完成了。这几乎是一套全新的解释模式。前述二元对立的前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王德威明确表示要摆脱这一模式）。与前述海外汉学强调“地方主义”的倾向不同，王德威由“文学”的“抒情性”出发（这一进路许多时候已经“先在”地预示着结论）描画出的政治维度恰恰格外“现代”，甚至可以说过于“激进”（虽然他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沈从文反讽的“伦理”维度）。[⑦]

近三十年沈从文研究的流变清楚地洞照出了“现代-国家”在沈从文处的驳杂面相。“现代”的到来是“五四”之后的作家们必须面对的处境。对今天的我们而言，“现代”是一个过于含混的概念，而对彼时的中国而言，“现代”意味着一个古今断裂的时代的到来。正是在战争导致的亡国亡种的阴影中，中国在求变。对沈从文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沈从文有多“保守”，而是这一“保守”，这一“常”如何让其得以应“变”。在这个意义上，近十年来的研究转向值得注意。理解近代中国的一切，没有整体的国家转型意识是不可能的。在此基础上，更值得叩问的在于，沈从文用以应“变”的“常”究竟是何种“传统”，哪样的“地方-民族”？众多研究者已经清楚地将这一“常”标识为“湘西”：

沈从文小说中另一个令人眩目而且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命题是他对苗汉文化的态度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这一命题的产生基于湘西及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现实。这个历史现实是：湘西从原始、半原始社会逐渐向现代社会迈进，从苗族的被孤立、隔绝到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中国从传统的朝代国家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⑧]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每一个研究者都不会错过的关键词。湘西当然有其原型，这一原型读者可以在《从文自传》这类自传和《湘行散记》、《湘西》这类散文中读到——虽然这两类题材的“纪实性”并非不可疑。这一“湘西”沿沅水流域鳞次栉比地排列开来：“一般记载说起湘西时，常常不免以沅水流域各县作主体，就是如地图所指，西南公路沿沅水由常德到晃县一段路，和酉水各县一段路。”[⑨]正是这个“湘西”，构成了沈从文各类小说潜在的舞台。

不过，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指出，“湘西”并不是一个真切存在的地域概念。许多时候，“湘西”不过是沈从文的“建构”。只有把握住沈从文笔下“乡村/都市”的二元对立，我们才能理解沈从文着意于书写“湘西”的意图何在。正因为来到了都市，正因为不满于都市，“湘西”才会成为与都市相对照的永恒的他者。这一他者经过笔墨的书写已经与实际存在的湘西隔了一段不短的距离。[⑩] 由这一逻辑出发，我们不免质疑：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湘西”吗？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回答：“建构”的“湘西”也是一种“真实”。对文学而言，日常经验构成了书写的边界。对沈从文而言，这一经验与固定的疆域以及这一片疆域的历史记忆有关。在沈从文处，他的湘西生存经验和他离开湘西之后的经历一道构成了他书写的边界，在这一边界意识下细心梳理他塑造的“湘西”的“真实”，才是一个好的研究者该做的事情。

在这一问题视域下，研究者注意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核心的一环：苗区。虽然沅水流域上居住着的并非全为苗民（事实上“民族”的生成也是一个互动识别的过程），但在致使沈从文的湘西与中国的其它区域（特别是“都市”）区别开来的“地方特色”中，少数民族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即使不用“民族”，改用“地方”，这一“地方”和“民族”也是同构的，因为二者共享着与“国家”在二元对立中方才呈现出来的同一套意识形态。在这里，可以将“湘西”理解成以苗区的“地方特色”为中心逐渐辐射开来的区域文化圈。这个圈子包括生苗、熟苗和汉民在内。[11]

就前述二项对立而言，前后两项许多时候并非永远截然对立。事实上，两者往往唇齿相依。回到地域上的湘西，在传统王朝的治理中，尤其是清代以降，以儒家礼乐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体制（在清朝主要以“改土归流”的形式进行）。在这一套体制下，仅仅强调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不够的。在中国，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王朝体制之外的湘西。对于苗民而言，贵州西北和湖南西南是元代以来苗民的两个主要聚集地。历史学者温春来在研究贵州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区域时曾经指出：

在南方地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在从“异域”到“旧疆”演变所呈现出的周边族类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宏伟过程中，上演着的并不只是刀光剑影的暴力征服与枯燥乏味的儒家道德说教，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这一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12]

将目光转向近代以来的苗族史，不难发现，苗族史自身的建构即建立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一过程中。20世纪初期，一系列学说潮涌入中国。其中引起了剧烈反响的便包括“汉族西来说”。概言之，这一学说认为汉族并非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原住民。那么原住民是谁？许多汉学家提出这些原住民很可能是苗民。在清末民初的语境中，这一争论引发的直接后果在于动摇了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在苗区，这些话语则直接刺激了苗民的族群意识。有意思的是，随着民国的建立，这一族群意识并未导致国家的分裂，相反却转化为了改“五族共和”为“六族共和”的要求。[13] 近年来，有学者由法理学的角度出发辨明了民国与传统王朝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这一角度下，研究者发现，民国并非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典型民族国家。恰恰相反，民国继承了清代的疆域和民族政策，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14] 这或许是苗民没有寻求独立的根本原因。传统帝国的治理经验已经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建立在了大一统的王朝之上。长期的“改土归流”甚至导致了一个颇具颠覆性的结果：在建构族群意识的过程中，苗民用以建构自身“传统”的材料往往来自汉族的历史记载。可以说，最终，他们没有摆脱“中国”这一政治框架。

由这个角度观察沈从文，我们会发现，虽然有着苗族血统，但自小生活在熟苗与汉人杂居的凤凰县城，沈从文一直未将自己视作苗民。他自小接受的是四书五经的教育，之后受“五四”新文化启蒙，而按他自己的说法，读得更多的是人世这本“大书”。[15]在身份认同上，沈从文并不自认为是一个苗族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当时“改土归流”实施多年之后，存不存在一个不受“污染”的苗族传统也是可疑的。恰恰与此两相对照，早期的沈从文却特别喜欢在小说中描绘苗民的形象。我们只能将这种描绘理解为一种“猎奇”心理，一种沈从文自身逐渐明确起来的在都市语境中“建构”“湘西”的需要。

电影《边城》

沈从文早期对“湘西”的书写虽然看上去更“原生”，实际上更多是一种“想象性满足”。1930年代之后，在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中，苗族似乎已经消失在“中华民族”中。这时候，“湘西”已经不可避免地与现代国家勾连在了一起。这样的一个“湘西”是具有“建设性”的。这时候发生的变化不在于湘西是否提供了一种“现代”的可能，而在于在湘西与王朝的互动中，王朝已经逐渐消失（或者说处在现代转化中），这时候的湘西与王朝之间的互动进而转化为与“国家”间的互动。这个时候，湘西潜在地构成了对“国家”的“补充”。

在对伪满洲国的研究中，杜赞奇在理解中国的现代转型时曾提出了一种“本真性”机制，即在重新建构“国家”的时候，因现代化的要求，建国者会尽量避免带入传统的王朝经验，而是大量动用地方的、大众的、民间的资源。[16]引入这一视野，我们恰恰发现，这些地方的、大众的、民间的资源永远处在与传统的互动中。传统永远是复数的，这是一个文明亘古常新的奥秘所在。每当传统“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时候，通过调用这些资源，传统便会如凤凰般涅槃再生。这或许才是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的他要赋予读者们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勇气”和“信心”。

关于沈从文的这一转型，刘洪涛将时间定在1933年。在他看来，1932年9月在青岛大学完成的《月下小景》这一苗族传奇是沈从文的告别之作。这之后区域性便取代了苗族性。[17]如果同意这一论断，更能承担沈从文转型意义的或许是写于同年暑假的《从文自传》。《从文自传》结束于沈从文21岁闯入北京的“一个转机”，之前通篇描述的几乎都是湘西的见闻。张新颖在论述沈从文的自传作品时提到：“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都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自己辨认出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其最好作品的召唤。”[18]正是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完成了他对“湘西”的审视。这之后《边城》、《湘行散记》、《长河》才接踵而至。

这是沈从文自身的脉络。如果回到大的时代背景中，这时候笼罩在整个中国上方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阴影。此时，日本由伪满洲国出发，魔爪正一步步伸向中国西北部的蒙古、新疆，整个中国处在四分五裂的危机之中。与这一政治上的动荡相配合的是日本满蒙学的兴起，前述由日本转手而来的“汉人西来说”在这一时期亦沉渣泛起。作为回应，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关于边疆与民族的研究骤然增多。[19]仅需回顾1934年顾颉刚创办《禹贡》的发刊词便能了解这一危机的程度：

 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20]

由国土的分裂这一地理的危机而注意到民族，这是顾颉刚在1930年代转向民族史研究的原因。顾颉刚之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法今日已成中国学界共识，在当时则主要为抗衡日本学界满蒙学的“分裂说”，进而唤起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沈从文处，中华民族会取苗族而代之。

九一八事变对沈从文的影响不容小觑，在这一期间给朋友的信件中，沈从文谈到“民族”，这时候的“民族”已经是“中华民族”：

这信到美国时，不知道青岛是不是还为中国人所有。我们在此每日皆含了眼泪在报纸上搜索那些消息。每一个战胜纪录，皆知道这应当是若干中国人的生命所造成。中国人正在开始用血来证明民族的勇气。（致王际真，1932年2月28日）[21]

又一年后，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论及小说的“用处”：

小说在中国为人所注意，它的价值，为人所承认，皆全得先生。数年来一切情形皆似乎不同了，一切理论皆把它“能够有多少用处，可以有什么用处”，真实价值弄得有些混乱……这时节就正要几个明白人，同时说话也能使人相信的人，来重新为它定下一点范围，且就民族环境来论，怎么样使文学也来帮助一下这个民族解决一个难题。（莫太重视它，以为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也莫太轻视它，就让它在一个无目的无计划的自由生灭情形下，糟蹋年青人的精力。）这就仍然需要先生说几句话，也只有先生才说得到它的要点！（致胡适，1933年6月4日）[22]

在这时候的沈从文处，小说已经与为“民族解决一个难题”联系了起来，这遥遥指向一年后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的“民族复兴大业”。《边城》致力于建构天人合一的牧歌图景，其动机恰恰源于现实的动荡，而正是现实的危机修复了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种种裂痕，以为现实提供一种文学性的解决。

这种文学性解决并未持续多久。当沈从文进一步试图由文学性的解决转向对历史远景的探索时，不久便陷入了困境。1945年的《雪晴》系列小说标志着沈从文的这一“民族复兴大业”的失败。如果说1938年开始写作的《长河》探讨的是湘西的“常”如何应“变”，《雪晴》探讨的则是湘西的“常”内部的动荡。具有症候性的是，两者最终都没有写完。不过，不断吸引着后来研究者的，可能正是1940年代沈从文的这种“症候性”。[23]

本文原刊于《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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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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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部分。

[②] 和这一“偷渡”做法两相对照，赵园1986年发表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一文虽然细心勾画出了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轮廓，但还是站在“启蒙”（主要体现为进化论史观）的高度批驳了沈从文这一世界的保守性。见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③] 典型的是金介甫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饮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

[④] 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载《沈从文研究资料》，同上，第865页。

[⑤]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153页。

[⑥] 张新颖：《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文景》，2012年第12期。此文观点在2005年的《沈从文精读》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已现雏形。

[⑦]王德威：《批判的抒情》，载《沈从文研究资料》，同上。

[⑧]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同上，第12页。

[⑨] 沈从文：《湘西》，载《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

[⑩] 赵园可能是最早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理解为一个文学构造的世界的。见《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同上。

[11] 刘洪涛指出，沿沅水上行，“湘西”的原始气息越浓烈，位于腹地的苗区是其顶点。见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同上，第107页。

[12]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20-321页。

[13] 葛兆光：《在历史、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民族史》，《南方周末》，2012年9月7日。

[14] 参章永乐：《旧邦新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 沈从文：《从文自传》，载《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63页。

[16]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17] 事实上，《月下小景》已经有意地掩盖了“苗族”的痕迹，沈从文用的是“xx族”。而与同辑中的其他佛经故事并列，这部小说有些故意淡化民族性的意味。再次，此书为“张家小五”而作（《题记》），颇有些讨好张兆和的味道，以男女恋爱的故事开篇，未免不是夫子自道。见沈从文：《月下小景》，载《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364页。

[18] 张新颖：《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同上。

[19] 参王中忱：《民族意识与学术生产——试论 <禹贡>派学人的 "疆域" 史观与日本的 "满蒙" 言说》，《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

[20]《发刊词》，《禹贡》，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

[21] 《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22] 《沈从文全集（第18卷）》，同上，第181页。

[23]吴晓东很早便指出：“《长河》与《雪晴》显然更涵容了沈从文关于现代长篇小说的宏阔的理念图景，支持他的长篇小说内景的其实是外在的现代性远景。而历史远景的匮乏，意义世界与未来价值形态的难以捕捉构成了沈从文的小说无法结尾的真正原因。”见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近年来接续这一思路研究1940年代沈从文的有路杨的《“新的综合”沈从文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形式理想与实践——以<雪晴>系列小说为中心》（《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第1期）、李松睿的《论沈从文1940年代的文学思想》（《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姜涛的《“重写湘西”与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困境——以<芸庐纪事>为中心的讨论》（《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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